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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朝崩溃到民族复兴的法律视角思考
——读《天朝的崩溃》的感悟
作者:王伟  发布时间:2016-06-16 15:41:23 打印 字号: | |
  “近代史界,过去人称南桑北茅西南罗,分别是桑兵、茅海建和罗志田”,“近代史学界,看档案看得最多的人是谁?如果要投票的话,估计半数以上的学者会投给茅海建,…… 当时他刚刚写出《天朝的崩溃》,海内震动,也不知道出版社印了多少版,就当时而言,是少数几次学界风暴波及社会的事件之一” 。紧紧围绕以上论述,怀着对茅海建先生的敬仰,对书籍的猎奇,如饥似渴地读完了《天朝的崩溃》。

在《天朝的崩溃》中,茅先生详尽考订了与战争相关的一系列重要史实,力图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同时,通过对有关人物及其言行活动分析,观察清王朝在历史转折关头的作为,揭示历史进程中的偶然与必然。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从武器装备、兵力与编制、士兵与军官三个方面剖析了清朝的军事力量;第二章骤然而至的战争,以鸦片倾销角度,通过对林则徐积极禁烟和勇于抗战的描写,体现出“天朝”的官僚士大夫的抗战立场;第三章到第六章,写鸦片战争全过程,包括广州的“战局”、东南壁垒的倾塌,以及贯彻“剿抚”策略之间的回旋徘徊等;第七章平等与不平等,写战争结局,清政府以南京条约签订、割地赔款而告终;第八章以主要人物在战争前后的结局为视角,对战争进行了总结式的综述回顾。此外,书名以“鸦片战争再研究”为副标题,开篇以“琦善卖国而想到的”为主要内容的绪论作引子,是全书写作手法、论述观点和内容的缩影。

书中通篇作者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冷静、客观、理智地力求历史真实;掌握充分中外文资料并认真审查,绘制了战争形势图,从而言皆有证,论必有据,翔实可信;文笔优美、生动,若干主要人物有血有肉,呼之欲出。因此,我在随着茅先生文笔而思绪驰骋同时,对何为天朝?天朝到底崩溃了些什么,又是怎样崩溃的?天朝的崩溃有没有我们所学习的法学层面的因素?如果有,又给我们敲响了什么时代警钟,鞭策和敦促我们做些什么?在下定决心一定重读精读细读本书之前,就有些感触和想法喷涌欲出、不吐不快了。

“天朝”之称谓,始自中国隋朝,因为国力强盛,建立了以中国为宗主国,周边国家为附属、藩属国的天朝体系。而附属、藩属国对中国称天朝宗主国,如高句丽、琉球、吐谷浑等称中国为天朝。历代封建王国对本国、本王国也自己称呼,意指本国本朝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蛮夷的“天朝上国” “崩溃”一词,有山川河流之意,比如汉朝应劭《风俗通•正失•孝文帝》记载:“关东二十九山,同日崩溃”。亦有瓦解溃散之意,比如,范晔等所撰《后汉书•东夷传序》记载:“陈涉起兵,天下崩溃”。茅先生用“崩溃”为题,我个人理解感悟,对于“天朝”而言,“崩溃”后一种意思更适合。而且,从时空二维来说,在时间维度上是开始,在空间维度上则是全面。

一是军事上的开始全面崩溃。因为是战争,当然首先从军事说起。综合茅先生书中所叙,参照其他资料,此次战争从1840 年 6 月 28 日开始,至 1842 年 8 月 29 日结束,进行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英国“东方远征军”封锁广州珠江口开始,至琦善与义律签定《穿鼻草约》为止,历时7个月,为英国不宣而战阶段。第二阶段从1841年1月27日道光帝对英国宣战开始,至5月27日奕山与义律签定《广州和约》为止,历时4个月,为清政府宣战阶段。第三阶段是英国扩大侵略战争阶段,从1841年8月26日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历时1年,至1842 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定,战争宣告结束。清军投入10万余兵力对战2万余入侵英军,重要战役总计12次,清军人数占优势的有9次。但每次最终战局,清军除失地以外,伤亡均比英军极其惨重,且极其不成比例。比如定海之战,茅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中认为,清军战死13人、受伤13人,而英军无伤亡;沙角之战,清军战死277人,重伤而死5人,受伤462人,共计744人,而英军受伤38人,无死亡;虎门之战,清军参战兵力是英军的5倍。但此战清军死伤者在500人以上,被俘者为1300人,而英军不过是几艘军舰受伤,5名士兵负轻伤;广州之战,茅先生在《天朝的崩溃》认为清军2.5 万人,包括道光皇帝所派的各省援军1.7万人,广州原驻清军8000人,是英军人数近8倍。但仅在5月25日一役,清军阵亡500人,受伤1500人,而英军死9人,伤68人。从以上数据看,英军每次取胜都只付出极少代价,而清军却均损失惨重。指挥官中,一品大员就死了三个: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自杀,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江南水路提都陈化成战死;二品大员中总兵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等阵亡,而这些都是清王朝能征善战的将领。战场上一次又一次惨重伤亡,对前线官兵产生了深刻影响,将领产生了失败主义,道光皇帝的抵抗决心日渐减弱,清政府组织的这次正义、反侵略战争失败了。但这次失败,对其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甲午中日战争等都产生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屡战屡败,一败涂地。

二是主权上的开始全面崩溃。一个主权国家,应当以永久人口、固定领土、有效政府,与他国交往能力等为标志。鸦片战争使中国的大好山河开始破碎,领土沦丧。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给英国。此后,各列强都在觊觎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在1858年和1860年割让东北大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100多平方公里土地给沙俄。1895年割让了台湾给日本。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又掀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将北京东交民巷划定为使馆区,成为“国中之国”,区内中国人不得居住,各国可派兵驻守。拆除作为国防装备的大沽及有碍北京至海通道的所有炮台,列强可在自山海关至北京铁路沿线驻扎军队。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各省官员必须保证外国人的安全,否则立予革职,永不叙用。凡发生反帝斗争的地方,停止文武各等考试5年。加之领事裁判权使中国丧失独立司法地位等,使得一个国家,不仅不能保护本国国民,反倒站在外国立场上禁止本国人民反侵略斗争,说明昔日清政府完全沦为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昔日的“天朝大国”,真的已经成为“洋人的朝廷”了。

三是经济上的开始全面崩溃。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国门洞开,西方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霸占市场。《南京条约》等规定的五口通商,并不是国与国之间的正常贸易往来,而是以“协定”关税为前提,是在丧失海关自主权的条件下进行的掠夺贸易。所以,五口通商、协定关税,就为列强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资源,列强摧垮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同时也践踏了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使之夭折。由于战争必然会给交战国双方带来损失,从18世纪开始产生的战争赔偿制度,在19世纪时针对中国运用的非常充分。但当时战争赔偿并不一定根据战争所造成的损失来进行,而是带有强烈的惩罚因素,赔偿也不以战争是否合法为前提条件,不管战败国所从事的战争是否合法,都必须接受战胜国的赔偿要求,因而在近代史上,战争赔偿往往成为战胜国掠夺战败国人民财富的重要手段。因清王朝除中法战争以外,每次战争都以失败告终,战败则必赔款,并且一次比一次多。第一次鸦片战争赔款2100万元,第二次鸦片战争赔款给英法各800万两白银。甲午战争对日赔款20000万两白银。到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庚子赔款,竟高达45000万两白银,39年还清,本息合计98200万两白银。自1842年至1901年的50年间,列强通过战争讹诈勒索的赔款,竟相当于清朝政府16—17年的全部财政收入。

四是人心上的开始全面崩溃。茅先生曾经对清朝灭亡与明朝灭亡进行了对比,认为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而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统治阶级内部,无论是中央政府的内阁总理大臣,还是部分地方巡抚,都不忠于清王朝;各省咨议局,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民间,鸦片战争前后,白莲教、天理教、捻党、天地会等反抗政府运动此起彼伏。起于1850年金田起义的太平天国运动,历经十余年,席卷大半个中国,提出了纲领,建立了政权,成为中国几千年来农民战争最高峰。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最初也以“反清”作为口号之一。其后的中国同盟会,也以“驱除鞑虏”作为纲领之一,与华兴会、光复会等团体一样,在推翻满清政府、结束中国两千多年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起于青萍之末,止于草莽之间”。任何事情的发生发展,都有一定的内在原因。“天朝”崩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据茅先生书中所论,参照其他资料,我认为其中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不得不引起格外重视和深刻感悟。

军事法律制度方面。清朝统治者在入关前建立的八旗军事制度,是一种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原始部落式组织。清军不是一支纯粹的国防军,而是同时兼有警察、内卫部队、国防军三种职能。入关后继续保持着八旗体制,并对其采取特殊供养政策,按年发给军饷,并将京城附近居民赶走或变为奴仆、佃户,八旗官兵名义上自耕自食,世代义务从军(兵役世袭制),但实际上成了特殊的地主贵族阶级。正如魏源所说:“聚数百万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之人于京师,面莫之所为,虽竭海内之正供,不足以赡”。清朝对八旗兵的特殊供养攻策,造成的恶果是既毁了军队,也坏了国家。对绿营兵,清廷则实行歧视政策,待遇低于八旗,无八旗之优抚,且实行募兵制,虽有定额,实多空名。在军官选任上,清朝重文轻武,文官品级从正一品到从九品,共18阶;武官则自从一品至正七品,只有12阶。这样,武官晋升必少于文官,其俸禄也必低于文官。这样体制除了鼓励弃武从文外,也必会使武官在军内谋私肥已,影响军队建设。鸦片战争中,作为总指挥官,也多由文官担任,没有实战经验。林则徐针对英军的坚船利炮,制定的战法是“接敌后用大铁钉将小艇钉在敌舰舰体上,然后纵火燃烧”,以及“战舰完全靠近时,兵勇须跳上敌舰,用刀砍杀夷人”,读到此处,我想对于《三国演义》耳熟能详的中国人,是不是对此战法都很熟悉?茅先生将其概括为“可谓是书生议兵的典型”。由于这样指挥失当等问题,战败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早在鸦片战争之前,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到镇江时,清军曾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欢迎操演。马戛尔尼当时发现清军士卒衣冠不整,主要装备还是弓、箭、戟、矛、剑之类的冷兵器。寥寥几支落后的火枪,也已破烂不堪。 因此,英国人断定:“中国社会已经被卡住无法前进”,“在这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登陆”。而不幸被言中的是,镇江之战,确实是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役。茅先生在《天朝的崩溃》为之赋予了难得的亮丽色彩:“镇江是鸦片战争中英军攻击诸要点设防最为薄弱的,而镇江之战却是鸦片战争诸战斗中抵抗最为激烈的。英军投入的兵力最多,但没想到,遭到的损失也最大,共有39人毙命,130人受伤,还有3人失踪。这一数字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并不吓人,但相当于清军设防最坚强的虎门、厦门、定海、镇海、吴淞诸战役英军作亡的总和!……英军在镇江遭到重大损失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八旗兵的坚强抗击。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

外贸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清朝初期,为恢复被长期战乱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来取轻摇薄赋、安民垦殖等法律政策使经济得到缓慢发展,朝廷财政收入逐年增加。到乾隆末年(约1795年),已超过7000万两。上述库存白银数额,相当于当时两年的国家财政收入的银额(粮草收入是征收实物,不在白银数内)。这样一笔大额财富清廷既不用于进一步发展民用生产,不用于加强国防建设,更没有用来发展海外贸易而增加货值。反倒基于”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无有“等自大自满,以及巩固统治、防止异端等因素,虽然在《大清律例》、《大清会典》及事例、各部院《则例》、皇帝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敕诏谕旨等有所相应制度,但是没有以对外贸易法或海外贸易法命名的专门规范,没有管理对外贸易的法律法规。在对外贸易管理体制中,也松散地设立在礼部、户部、兵部、理藩院等。在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实行海禁,民间对外贸易几乎完全断绝,康熙统一台湾后开海设关也仅仅是极其有限地允许对外贸易。高度控制外商来华贸易,对中外贸易的区域、商品、船舶、商人、货币、经营等均规定了越来越苛刻的限制,控制、限制、阻遏甚至摧残成为清朝对外贸易法制的基本特征,关税呈现不断加重的趋势。清朝对外贸易法制不但严格限制进口,而且更加严格地限制出口,甚至限制出口严于限制进口,相对西方国家来说非常落后。清朝对外贸易法制把反走私扩大化,防民甚于防盗,对违反禁令者处以重刑,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正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说:“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 清朝外贸法规制定和外贸制度建设技术层面,所产生的社会后果当然也就十分恶劣。不但引发了频繁的涉外争端和冲突升级,还摧残了对外贸易的健康发展,中国社会被严防死守在传统的老路上缓慢走向贫穷、落后、挨打。与对外贸易法律制度联系密切的是以大国自居、闭塞视听、盲目坚持“天朝”体制的外交法律政策,在国际关系中,以四夷之共主的面貌出现,拘泥于三跪九叩之类礼仪末节。在鸦片战争前后,“天朝”对于国际法律知识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乃至战争打了两年多,道光皇帝开始冷静的思索之后才突然发现“自己对于面前的对手,实在是一无所知”,后发下“该女主年甫二十二岁,何以推为一国之主?有无匹配?其夫何名何处人?在该国现居何职?……”等谕旨,正如茅先生著作所说“他需要了解的太多了”。类似事例,书中多处可见。

科技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重要创造,最早由英国汉学家李约瑟提出为“四大发明”并为后来许多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但是综观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历史,科学技术水平并不高,“天朝” 对于科技根本不予以重视,根本没有关于鼓励和扶持科技创新的法律政策。鸦片战争时期,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鸦片战争前约50年,英国派特使想通过展示最先进的科技来赢得好感,在送给帝国统治者的礼物中,有天球仪、地球仪、各种自来火炮、西洋船模型、望远镜等, 还有最新的蒸汽机、棉纺机、织布机,而清廷只是将之作为“贡品”、“玩好”收藏,予以玩赏或鄙薄,根本未想到这里的科技含义及其中的军事价值。对于英国带来卫队所表演的现代炮兵装备,清廷也不屑一顾,拒不观看操练和现代武器展示。清军将领福康安对于检阅英国使团卫队演习新式武器操练的邀请,竟拒绝说“看亦可,不看亦可。这火器操作,谅来没有什么稀奇”。“清政府组织传教士们绘制了科学水平空前的《皇舆全览图》。但是长期被作为密件收藏内府,社会上根本看不见,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反倒是参加测绘的西方传教士把资料带回了西方整理发表,使西方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对我国地理的了解要超过中国人”,可谓论述得鞭辟入里。殊不知,此时英国的工业革命正在如火如荼,从1720年的《泡沫法案》到1844年的《公司法》,公司普遍获取法人身份,并合法地发行与转让股份,证券市场也逐渐繁荣,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对公司制度的应用,使那些技术上创新显得令人震撼。而以1852 年《专利法修正案》为标志,具有现代意义的英国专利制度正式确立,专利局设立,专利文献正式出版,专利图书馆建成,专利制度中的几个具有代表意义的规则诞生。当中国人在科技方面如一潭死水般沉寂到需要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时候,曾经被“天朝”瞧不上眼的坚船利炮已经呼啸而来,告知他们成为了时代落伍者。

官民法律制度方面的原因。18世纪,中国的君主制度发展达到顶峰。这种体制缺少约束和监督机制,官吏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腐化,贿赂行私层出不穷,最终不仅导致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陷于停滞,而且严重阻滞了中国由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之路。鸦片战争前期的乾隆时代,民众吃糠咽菜的记载比比皆是。同时期的普通英国农户一年消费后,可剩余11镑,约合33—44两白银。而一个中等中国农户一年全部收入不过32两,年支出为35两,也就是说,辛苦一年,还要负债3两才能过活,根本没有生产剩余。所以一旦遇到饥荒,普通人家会立刻破产,卖儿卖女十分普遍。对于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可能危及清朝统治的思想萌芽,统治者则采取延绵不绝的文字狱运动。生活的艰辛和思想的压制,导致官民矛盾非常尖锐,“天朝”却没有采取有效法律政策加以疏导和消弭。而此时,欧美国家纷纷走上民主政体,消除专制制度。英国在1601 年开始,颁布了济贫法并作为官方救助贫困的主要措施,并经过多次调整努力适应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需要,实现了社会安全和经济发展两者不可偏废。针对步入工业化社会之后劳资关系出现的新变化,英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法律干预劳资关系,从根本上遏制劳资冲突的多发,有效促进劳资冲突化解,推动了社会经济稳步发展。

此外,战前英国经过“光荣革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政体。对于鸦片战争,英国议会是“经过3天的辩论,以271票对262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的,并且对于军费案、赔偿案等都经过了事先缜密论证,因此使得整个战争意图明确,规划完整。而作为天朝的清政府,此时却是一切皆决于皇帝,导致总方略在“剿”和“抚”之间摇摆不定,将领更迭频繁。毕竟一人之智,难敌“众人之智”,专治难敌民主,因此政治体制问题,在决定鸦片战争胜败方面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政治法律因素。

茅先生《天朝的崩溃》讲述的是过去和历史,但是教育和警示的却是现在和未来。鸦片战争以来一个半世纪的中国历史,既是中华民族一段刻骨铭心的屈辱历史,又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奋起振兴的抗争历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浴火重生,选择革新的奋斗历史。伟大的中华民族,从挫折中一次次奋起,面对失误一次次调整方向,终于唱着《东方红》,当家作主站起来;终于讲着春天的故事,改革开放富起来;终于怀着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科学发展强起来。

实现中国梦,任重而道远,需要坚韧不拔的精神,需要众志成城的力量,需要切实可行的方针。而我们党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安邦的基本方略,则是我国治国方式的一次重大历史进步,也是未来中国发展强盛必须坚持的根本策略。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依法贯彻国家总体安全观。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维护安全,是国家的主要职能。围绕着安全治理,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安全形势,有着不同的治理方式。我国国家安全的内涵和外延,决定了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治理不同于计划经济时期,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必须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因此,要依法积极参与执法安全国际合作,共同打击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和贩毒走私、跨国有组织犯罪。要依法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以及外国公民、法人在我国的正当权益。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于国家,就是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于行政、审判、检察机关,就是要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于公民,就是要自觉守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靠法,并强化法律在维护群众权益、化解社会矛盾中的权威地位,引导和支持依法维护权益,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因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要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着眼全面加强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要坚持从严治军铁律,加大军事法规执行力度,明确执法责任,完善执法制度,健全执法监督机制,严格责任追究,推动依法治军落到实处。

在全面依法治国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重视和创新法治人才培养。对法治人才,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导向,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入心入脑,培养造就法治人才及后备力量。尤其需要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

“天朝”意识是根深蒂固的体制观念,其曾是华夏文明的见证,也曾是华夏文化优越感的体现,然而,在鸦片战争的炮击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后,历经了初步动摇、再次动摇、初步崩溃和彻底崩溃的过程。茅先生《天朝的崩溃》中最后一句话是“‘天朝’是一个梦,一个难以惊醒的梦”,但是难以惊醒的梦,还是被利炮惊醒了。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却不仅仅是理想、是目标,只要对纷繁复杂的世界形势保持清醒判断,挺起脊梁,把握节奏,踩着不变步伐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方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更是现实。
责任编辑:苏丹